2016年5月的一个周末夜，台北西门町一场纪录片点映刚结束网络配资开户入口，厅内灯光亮起，却没有多少观众起身离席。几秒钟的安静后，一位似曾相识的白衬衫男子站到走道，轻声嘀咕：“头皮发麻。”周围人循声望去——是台北市长。他的惊叹，为的是一部来自大陆的片子《大同》。
片长近两小时，没有快节奏剪辑，没有煽情配乐，却让台湾观众连连倒吸凉气。影片记录的，是山西大同当年的改造工程：十万户拆迁、五十万人搬迁、数百亿资金滚动。镜头里，市长耿彦波站在尘土飞扬的工地，扯着嗓子催进度，“明天上午必须开挖！”声音沙哑却压住了场面。柯文哲离场前和随行幕僚说了一句：“这种尺度，在台北根本做不到。”
事情得从2008年说起。那一年，50岁的耿彦波被调到大同任市长。大同老城墙斑驳残缺，棚户区犬吠不断，GDP在全省排名靠后。耿彦波在第一次常委会上只放了一张幻灯片——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大同版画。“城市得先把历史骨架立起来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了当地媒体的年度金句。
与此同时，一支四人组成的纪录片团队悄悄在大同落脚。总指挥是贵州人周浩。周浩此前以影像记录三峡移民、高三学子、吸毒者闻名。有人提醒他：官场不好拍，别惹麻烦。周浩却认定耿彦波是“奔跑的素材库”，一句玩笑话：“只怕电池不够用，不怕没戏。”
拍摄自2009年初启动，团队跟着耿彦波穿梭各类会议、工地、拆迁现场。为了拍到真实争吵，摄像机常被藏进文件袋、保温杯后面。某次夜巡，耿彦波发现路灯全灭，电话里劈头一句“负责人在哪儿，给我滚过来”，真把供电所长吼得语塞。周浩按下录制键，黑暗中红灯闪了一夜。
耿彦波的履历颇具山西特色：灵石搞过王家大院，榆次弄成常家庄园，干一任就留下一堆古建修复项目。2004年进太原当副市长，主抓城建。五年后奔赴大同，可以说是“带着工具箱过去的”。他最爱盯现场，皮鞋踩在瓦砾里，从不皱眉。一名工头背地里吐槽：“这市长比监理还监理。”周浩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剪进了正片。
2013年2月，山西省委一纸调令：耿彦波转任太原代市长。《大同》拍摄刚到尾声，却恰因这一变动多出一个高潮。大同市民自发到东城墙签名、拉横幅，甚至跪地挽留。镜头摇过上千张横幅，背景音是冬日呼啸的北风，没有配乐，却比配乐更刺耳。周浩后来说：“这不是设计好的结尾，是天上掉下来的。”
影片剪完后先在2015年1月登上美国圣丹斯电影节，一举拿下评委会大奖。外媒写道：“一场城市手术的临床记录。”11月，它又斩获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。周浩没去领奖，他怕因公开露面给耿彦波惹事：“人还在位，我不能推他上风口浪尖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台湾市场原本对大陆官员题材兴趣一般，但《大同》上映首周就占据纪录片票房榜前列，不少观众写下观影札记。“没想到大陆基层行政效率这么强悍”“政绩背后的人情张力震撼”，类似评论在论坛铺开。影片放到学术场合讨论时，一位政大教授直言：“台北巨蛋停工两年，看完此片更觉得荒诞。”
拍摄周期长达十四个月，素材约五百小时，成片只有百来分钟，删掉的都是无法公开的“粗口”和“人情细节”。周浩解释纪录片准则时说：“你拿到的是相对真实，不是绝对真实；观众看到的是剪辑过的答案，未必是全部问题。”此言曾招来质疑，但也凸显了纪录片工作者的尴尬处境——既要真实，又得自保。
再把视线拉到耿彦波。调到太原后，他延续“铁腕+文化”的路线，提出用三年时间再造一个晋源新区。新区蓝图公布当天，他在推介会上喝止自家干部的空话：“别报告数字，直接说办法。”这种直接导致不少人对他又爱又恨。2019年1月，耿彦波卸任太原市长，被聘为山西省政府参事。卸任当天，太原街头没有集会，却有不少出租车车顶打出“耿市长保重”的滚动字幕，颇具山西人的含蓄。
影片里最后一个镜头，是耿彦波坐车离开大同，眼眶泛红却强忍泪水。他靠在车窗，用微弱声线对司机说：“慢点开。”这一句被周浩保留下来，没有字幕，没有解说，却成为《大同》最具穿透力的瞬间。
《大同》在台湾结束商业放映后，经由民间社团与校园反复加映。每一次讨论，都会跳出城市治理、文化保护、公共行政等议题，而最终焦点往往回到“谁愿意为城市承担风险”。影片本身没有给答案，只留下耿彦波雷厉风行的身影，以及拆迁现场尘土落定后虚空的空地。观众各自带走不同感受，这或许正是纪录片最大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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